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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学论坛:作家“编瞎话”到底有什么意义?_a

2020-01-16 21:57:4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由中国作家协会、法国驻华大使馆主办的第四次中国-法国文学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 、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孟森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主持开幕式。中国作家刘震云、李洱、树才、笛安与来自法国的洛朗斯·柯塞、文森特·海因、林雅翎等作家、翻译家围绕“文学与人生”的主题展开讨论。

洛朗丝·柯塞(Laurence Cossé)长篇小说《面纱之隅》荣获三项欧洲文学奖。短篇小说集《你们再也不写了?》获得2007年法兰西学院中篇小说大奖。2015年,摘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的桂冠。

文森特·海因(Vincent Hein)已发表三部作品:《云之东》、《猕猴树》、《阿比让的金凤花》。《云之东》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出版。

林雅翎(Mme Sylvie GENTIL)文学翻译,活跃于欧洲和中国之间。其主要译作包括棉棉、阎连科和莫言的作品。

作家“编瞎话”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更愿意在这里失败而不愿意在其他领域成功”

刘震云:我妈不识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酱油铺的旁边是书店,闲着无事开始学文化,第一次看的就是鲁迅的书,她学文化的起点还是很高的。好多年后她问我鲁迅写得怎么样,我说反正所有人都觉得他写得好。她说如果鲁迅写得好,当作家就太容易了。我说此话怎讲?她说,鲁迅这个人写书我读过的,没有什么,“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她说,亏我不识字,我要识字我就写供销社后面有两口缸,一口装酱油,另一口也装酱油。她还说,我干的职业她一直不理解,我说怎么不理解?她说你们不就是靠编瞎话为生吗?你们编瞎话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哈佛、哥伦比亚一直到北大,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在探讨的问题。因为她特别爱看电视,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电视正在放《红楼梦》,最后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红楼梦》,你看清朝的人全死了,从皇上到清朝卖酱油的都没有了,但是有几个人都还在,比如说林黛玉、贾宝玉,什么时候都那么年轻。为什么编瞎话写作呢?假装生命能够留住,能够把时间和空间用文学的方式固定。

笛安:我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被周围的朋友对号入座,造成不小的困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作,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作。我当时在想,这个所谓的真实跟虚构之间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再往前说一步,可能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真实生活里获得经验,但是你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未必是你的经历能真正完整表达你想表达的,你还得找情节,那个就是你的工作。这都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的事情。刘老师说到《红楼梦》,我知道曹雪芹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其实讲的是一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有人现在问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说我已经过了处理真实的个人经验、必须要去表达和治愈的阶段,甚至我现在已经不觉得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的自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写作这件事情还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它的意义可能在于大家一起共同经历的真实和我认为的真实之间的距离,像一个平行时空,这是现阶段我在通过写作在解决的问题。

洛朗斯·柯塞:为什么要写作,而不是做别的事情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可以搞法律,可以当医生,可以推动科技进步,为什么要选择写作呢?我还是相信,是自己的天性让你选择某一种职业。十几年前,法国一个很著名的作家说,写作就像一只猫抓老鼠一样,是天性,其实书写也是一种人存在的责任感或者召唤。可能在这里更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

为什么我愿意写小说呢?因为我觉得描写看起来没有的东西挺重要。小时候看小说,我能感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世界可能吸引我们,也可能不吸引我们,可能和自己的世界不一样,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找到心灵的宁静,你在文学世界当中,可以变成别的人,可能在其他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快乐的愉悦,谈一场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恋爱。

写作本身是非常神秘的一个行为,我们在写作当中会描写生死悲欢,我在写作当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凡人,总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尼采曾经说过,我们有艺术,艺术的存在使我们不会因为现实的枯燥而烦死。还有一位非常棒的诗人说,诗人应该看到事物的本质,应该把他看事物的视角介绍给别人。

有一个作家说,写作的那个人肯定是感受到有一种什么东西在缺乏,有一种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空洞才使他产生了写作的愿望。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存在某种空虚空白,在各种艺术创作的探索当中,都存在一种很纯粹的感受。艺术不像哲学和科学,我在写作,我们也是在解释这个世界的某一些谜语,我们好像是黑暗当中的火炬,在我们描述世界这样一种特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追求某种意义。

我经常说,书写就是思考,描写这个世界就是在思考世界,描写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通过头脑的活动以另外一种方式从世界的镜子里面看到自己。 我们的工作不是让社会更复杂,而是在社会当中探寻真相,我们有不同的视角,我们不是要去做出一个判断,而是不断地描写,可能还要去展示世界的真实,就算是一个很荒诞的东西,我们也要展现出来。

创造、写作出于我们的爱好,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书,但有的作品没有什么人来读,为什么明明知道没有人读还要写?因为写作本身会带来很多快乐,著名的小说家艾柯说:“书写能够获得一种道德层面的快乐”,但是最大的写作快乐几乎是一种晕眩的快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感,我们不是通过写作歌唱世界的美好,它不仅是欢乐,可能是痛苦的,折磨的,虐待的,痛苦和欢乐在不断的以非常强烈的方式共存或者交替。

最后我想说我一个小说家朋友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更愿意在这里失败,不愿意在其他领域都取得成功。

童年的伤痕对人影响有多大?

“当了作家最适合当了政治家最可怕”

刘震云:童年特别是有伤痕的童年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到底多大?弗洛伊德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我准备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有童年之痕的人看他干什么职业,如果职业错了特别麻烦。有童年之痕的人最不适合做的就是政治家,因为有童年之痕的人一定是用50年来弥补5年,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的话,要用一个民族来弥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童年之痕的人最适合的职业就是作家,因为他可以用作品来弥补。

加缪逝世之前,出车祸之前,搁在车上的手稿就是写自己的童年。他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掉了,他的母亲带着加缪住到外婆家里。他母亲每天的工作就两项:一项是干繁重的家务;第二项工作就是哭。每天他都能够听到母亲的哭声。他上学到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说你不能上学了,因为没钱了。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的老师,老师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家访,加缪得以继续上学。加缪的童年肯定是有很大的伤痕,但特别有幸的是,他遇到了他这个老师。一个人童年不管是有痕还是无痕,如果他心里面有一棵大树,他会长得很坚强。这棵大树可能是他的老师、父亲、外祖母、三舅。只要有这棵大树在他心里,这个孩子50年可以克服5年的伤痕,如果没有,别说50年,用500年都克服不了,比如说武大郎,比如说潘金莲。

一个童年有伤痕的人,最外在的表现就是特别爱讨好人,只要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爱讨好人,心中一定有童年伤痕。我母亲有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特别爱讨好别人,她没什么文化,但是只要出门见了邻居,就是见人说人话。第二大特点在家里对孩子特别残暴,她打孩子是一种乐趣,好多人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一个成语,在我们家是残酷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母亲特别爱用打孩子来向别人证明,她是非常坚强和伟大的。所以,有时候我放学,她在缝纫社蹬缝纫机,我就问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妈我放学了,咱家的钥匙在哪?她能抓起一个剪子向我扔过来了,证明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伟大的独裁的人。所以我从小特别了解独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态,讨好别人,家里打孩子。

文森特·海因:我在读到这种童年的文学的时候,不管这个童年的伤痛多么的深,我们经常遗忘的是,孩子们他们的眼光实际上非常有洞察力,作家要意识到我们曾经有过一种非常严厉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一种—毫无妥协的眼光。

“趣味比作品的深刻性要重要一百倍”

都市与乡村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洛朗斯·柯塞:我是在城市中出生的,所以我想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水泥的世界。全世界各个国家有很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法国19世纪末期就出现了。

法国以前确实有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法国文学当中有大量农村和自然的题材,19世纪以后有很多很大成就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讲农村。20世纪是非常动荡的时代,很多人去城市生活,从此出现了城市作家。现在法国农村人口很少,乡村题材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是城市作家,描写的是城市生活。

李洱:在我的观念里,没有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差别,或者这种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城市跟西方的城市几乎两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城市就是文明的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城市不是文明的代名词,中国的文明代名词更多是乡村,乡村文明。在中国文学书写中,城市跟乡村几乎是不分的,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

中国的几大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里面,我们无法分清是城市文明还是乡村文明。所以在我眼中,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不一样而已,我要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刘震云:其实乡村和城市的话题非常古老,城市跟乡村最大的区别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金瓶梅》描写的是介于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一种生活,是县城生活。商品经济在宋朝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折腾,按照宋朝的方式发展到现在,我们一定比法国和美国要富强。《红楼梦》描写的是城市生活,是贵族生活。我觉得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判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到底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总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乡村和城市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写好了。中国作家,起码我们这一代作家,写乡村的居多,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在乡村,他们写起来可能比较方便。这一代中国作家从他们的乡村出发,从一个村来代表这个世界,到底能写到多深入?当然了,写得深入的非常多。真正写农村的农村人还是离开农村到了城里,还有一批本来就是城里人,但是因为历史机遇接触到了农村,比如 ,李锐。

我觉得其实把农村写出来不重要,写出它的现状也不重要,写出这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谁能把这块土地的人是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日常怎么喝水吃饭谈恋爱的,能够把这种生活的味道写出来,这样的中国作家不多。而生活的味道和趣味,有时候会大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他在这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因为趣味是具有最大穿透力的,比这个作品的深刻性要重要一百倍。因为一个民族的趣味可能从原始社会的基因就带过来的,两个人见面怎么谈话,怎么喝茶,怎么表达爱情,爱情里面有多少幽默的东西,这也是翻译中最难的。

目前中国农村跟原来描写的农村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好多作家,也有好多诗人,好多城里人,经常感叹思念他的故乡,思念他故乡村头的一棵大槐树,我老觉得这个感情特别虚伪,你思念你回去不就完了吗?你住在城里思念,你到城里来干什么呢?所有的农村人其实都想离开这个他假装思念的地方,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地方,当不了作家。

洛朗斯·柯塞:在西方的文明传统中,尤其是在法国,城市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权力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能够幸福生活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古老的城市,已经有很多世纪的历史,始终都充满了吸引力,市民也认为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很开心。我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在中国人不觉得城市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地方?引人遐想的地方?而在法国这是相反的。在19世纪,我们有很多法国作家是在颂扬城市的,比如说司汤达对巴黎的颂扬。

刘震云:城市跟乡村的差距可能会分很多层面,比如说经济的差别,精神的差别,文明的差别,舒适度的差别。其实,这些差别都是外在的,如果从人性来讲,不管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去过巴黎很多次,有一次我住在卢浮宫塞纳河对面的艺术区里面一个旅馆,下午没事儿我爱到塞纳河旁边散步,有一个象征爱情的桥,挂了好多锁,重重叠叠,跟中国人在庙里挂红绳是一样的。

这一天下午 点半左右,桥边坐了一个特别年轻的法国姑娘,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哭,她哭得很投入,整个塞纳河、卢浮宫,整个巴黎和世界都在她哭的内容之外,那个投入。我看她哭得那么伤心,没上去劝她,既然哭就哭个痛快吧,我出去散了一个小时步,往回走的时候她还在那儿哭,更重要的是嗓子不倒,还是原来的情绪和声调,我突然对于巴黎产生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村里有的妇女赶集的时候,钱丢了坐在集上哭的投入的程度跟这个妇女差不多。我们村跟巴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人性没有区别。时间、历史、地域、可能会有很多的差别,我们特别注意这种差别,因为看这种差别特别容易,但是人性一千年也绝不会往前进一毫米。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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